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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述评

2012年度十大知识产权案例四:惠尔讯科技有限公司诉深圳市有害生物防治协会横向垄断协议纠纷案

——深圳首宗反垄断案件
蒋筱熙
【案情简介】
  深圳市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系经深圳市民政局合法登记的社团法人,业务范围包括有害生物防治行业的政策研究、技术鉴定和推广应用;行业质量评估;会员培训;行业资质评定等。目前,该协会的会员单位共268家。
  被告深圳市有害生物防治协会与取得《深圳市有害生物防治服务资格等级证》的所有会员单位均签订了《深圳市有害生物防治服务诚信自律公约》,《自律公约》的第五条规定:本公约适用范围为深圳市内招投标承包的有害生物防治协会工程,对于在防治工程承包投中,为达到承揽工程的目的,报价低于深物价【1997】55号的除“四害”消杀服务收费标准及其他相关收费标准的80%以下者,视为不正当竞争行为。《自律公约》的第六条对报价低于前述标准的行为规定了处罚措施。被告深圳市有害生物防治协会对此予以确认。2010年10月18日,被告对参与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办四害防治服务政府采购项目的三家公司(深圳市升阳升清洁服务有限公司、深圳市大兴清洁服务有限公司和深圳市正立业卫生服务有限公司)违反《自律公约》第五条的行为进行了处罚,吊销三公司的服务资格等级证书等。
  原告惠尔讯公司与向深圳市正立业卫生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立业公 司”)于2010年8月23日签署了《深圳市除“四害”有偿服务合同书》,《合同书》第七条明确,该服务费是根据原告的实际消杀服务面积,按照市物价局 《关于除“四害”消杀服务收费标准的批复》、《深圳市有害生物防治服务诚信自律公约》计算,按每平方米0.1元 X 80%的价格进行计算服务费。正立业公司支付了2010年8月23日至2011年2月22日期间的消杀费336元。惠尔讯公司向正立业公司出具了发票,并加盖了公章。惠尔讯公司主张,由于被告与其会员公司签订《自律公约》固定服务价格,致使原告失去了本可以获得更低廉价格的机会,多支付了服务费,造成原告的损失。
  深圳市相关部门对于除“四害”服务收费标准的规定。广东省政府印发的《广东省定价目录》明确规定授权市、县人民政府在省规定的国家指导价范围内制定包括除 “四害”服务费的具体标准,制定除 “四害”服务费。深圳市物价局于1997年颁布了深物价【1997】 55号《关于除“四害”消杀服务收费标准的批复》,对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除四害的消杀服务收费标准确定为每月每平方米0.1元。为了证明深圳市物价局 1997出具的除四害收费标准已远远不能满足目前的成本价格,被告提供了广州市物价局2000年颁发的《广州市物价局关于除“四害”有偿服务收费的通 知》,按照室内面积分为不同级别,除四害服务的最低价格为每月每平方米0.15元,高于深物价【1997】55号的规定。深圳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深爱卫办【2003】31号《关于建立有害生物防治有偿服务不正当竞争举报制度的通知》明确:在防治公证承包竞争中,为达到承揽工程的目的,报价严重偏离深物价【1997】55号文的除“四害”、深联字【2003】8号文的防治收费标准规定,以低于市场成本价承揽除虫灭鼠、白蚁防治业务的行为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关于提供我市除“四害”企业名单的复函》证明,深圳市注册登记有除“四害”经营范围的企业共838户。深圳市除被告之外,另有深圳市南山区有害生物防治协会,该协会会员也均为从事有害生物防治业务。
  一审法院认为,一、被告深圳市有害生物防治协会与其协会会员签订的《自律公约》的行为不构成固定价格的行为。二、被告的行为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符合《反垄断法》第十五条的豁免规定。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原告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广东省高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点评】
  行业协会是同一行业的竞争者组成的非营利性组织,目的在于增进同行业的共同利益。因此,行业协会为规范本行业正常的经营活动、谋求行业健康 发展,会对行业中存在的限制竞争活动予以规制,从而成为规制本行业成员违法行为的主题。但另一方面,行业协会也可能为谋求本行业成员的不正当利益,成为行 业协会实施垄断协议的媒介。
  本案就是《反垄断法》公布之后本市受理的第一宗反垄断案件。原告以被告以行业协会的身份通过对成员单位就消杀价格的规定提起的垄断案件。
  一般认为,横向垄断协议是一种典型的限制竞争行为,我国《反垄断法》第十三条列举了横向垄断协议的五种主要类型并设定了兜底条款。这五种主 要类型包括:1、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2、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或者销售数量;3、分割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4、限制购买新技术、新设备或者限制 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但是各国也并非对横向垄断协议决定禁止,在反垄断法概括禁止横向垄断协议的同时,往往又设立了豁免制度。豁免是指违反反垄断法的行 为,由于其满足一定的要件,而不受反垄断法禁止的制度。垄断协议要得到豁免需要同时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有助于改进生产或者分销产品、或者促进技术或经济进 步;二是同时使消费者获得相当程度的实惠;三是有关企业所受到的限制对于达到上述目标是不可缺少的的;四是没有排除相关市场竞争。我国《反垄断法》第十五 条在此基础上规定了垄断协议的豁免标准。
  一审法院针对本案的实际情况,不仅分析了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反垄断法》第十三条所规定的的固定价格行为,也从维护公共利益的角度分析了被告行为是否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是否具备豁免的可能。
  一、被告深圳市有害生物防治协会与其协会会员签订的《自律公约》的行为是否构成固定价格的 行为。垄断协议的前提是“排除、限制竞争”,判断是否构成垄断协议的基本原则在于协议是否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目的、效果以及不合理地限制了竞争。被告与 协会会员签订的《自律公约》第五条虽然规定会员提供除“四害”服务的价格不得低于《深物价(1997)55号》规定的每平方米0.1元的80%,在已有政 府规定的指导价基础上做出的限制过低折扣规定,并没有完全固定或统一除“四害”服务的市场价 格,价格空间仍然有灵活调整的幅度。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函件证明深圳市注册登记有“除四害”经营范围的企业共838户,被告的会员单位为 268户,占全市提供该类服务的32%。除被告之外,深圳市另有深圳市南山区有害生物防治协会为同一类别的行业协会,因此被告与268户会员在深圳市的防 治消杀市场影响力是有限的。
  原告在本案中只提供了被告与其会员签订的《自律公约》规定不得低于政府在相关服务的指导价格的80%的证据,而没有提供因《自律公约》的签 订而导致深圳区域内提供同类消杀服务的组织减少或出现市场价格增加或者服务质量降低的证据。在现行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并未针对垄断案件做出举证责任的特别安 排的情况下,因此仍必须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分配责任原则。原告未能证明因为《自律公约》的签订,产生了限制市场竞争的实际影响从而达到排除或限 制竞争的目的。根据被告协会会员的数量,法院也难以得出被告具有限制市场竞争的影响力的结论。此外,原告主张因为《自律公约》的签订而致使其遭受损失,但 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在深圳地区存在低于其签订的合同价格,因此原告认为其遭受损失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
  二、被告的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即使因为《自律公约》的签订限制了市场竞争,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反垄断法设立的 目的在于保护公平竞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消费者利益。反垄断法并不支持为争取市场而牺牲社会公共利益的单纯低价行为。构成垄断协议的前提是“排除、限制 竞争”,说明垄断协议的认定原则是合理原则,如果经营者之间的协议具有其他正当目的,即或存在横向限制的事实,也可以豁免而不被法律禁止。《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垄断法》第十五条第一项第四款规定,经营者能够证明所达成的协议属于为实现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救灾救助等社会公共利益的,不适用本法第十三条和第十 四条关于垄断协议的规定。提供除“四害”消杀服务有别于普通服务,有害生物防治工作涉及到大 量的有毒有害药物,无论是消杀的过程中药物的使用,还是消杀的效果都涉及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对使用消杀服务的企业员工、周边居民的身体健康以及环 境保护等具有重大影响,也与当地卫生防疫等紧密相关,是一项事关社会公共利益的服务。深圳市物价局出具的【1997】 55号文对除“四害”服务的指导价格从1997年规定出台后一直未再出具新的指导性意见,而从1997年到本案起诉之日已过十三年,这期间提供除“四害” 服务的人工成本早已上涨。如果企业必须在保证支付人工成本的前提下以及在保证盈利维持企业经营的前提下,为争取市场而肆意降低收费标准,必定会在提供消杀 服务的产品上降低成本,如此也只会导致提供的除四害服务达不到规定标准从而影响环境和人体健康,在卫生防疫方面产生负面影响。作为参考,广州市与深圳市属 于同一消费水平的城市,广州市物价局2000年出台的除“四害”有偿服务收费的指导价格也远远高于被告与其会员签订的《自律公约》的价格。深圳市爱国卫生 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深爱卫办【2003】31号《关于建立有害生物防治有偿服务不正当竞争举报制度的通知》也明确禁止报价严重偏离深物价【1997】55号文的除“四害”以低于市场成本价承揽消杀业务。因此被告与其会员签订的《自律公约》对于价格的限定是为遵守深爱办【2003】31号的规定以及保证会员企业向消费者提供的消杀服务质量避免恶性竞争的目的,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被告与其会员签订的《深圳市有害生物防治服务诚信自律公约》对于提供除“四害”服务的价格约定不属于垄断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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